很多人觉得，古代农民自己种棉花、自己织布，怎么着也能实现穿衣自由，起码能穿上几件完整的新衣。可真实的历史，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
农民一辈子在田里种棉，在家里日夜纺线织布，双手磨出一层又一层厚茧，到头来，别说新衣了，就连一件没有补丁的完整衣服都很难穿上，身上的衣服永远是缝了又缝、补了又补，甚至一件衣服要传好几代人。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，背后藏着古代社会最真实的生存困境。
先算一笔最基础的账，从棉花到能穿在身上的衣服，中间的损耗远超现代人的想象。古代的棉花和现在不同，多是亚洲棉，纤维短、产量低，种植起来本就费力。
农民辛辛苦苦把棉花收回家，第一步是轧花，手工去籽效率极低，损耗率能达到两成以上，十斤棉花去完籽，能剩下八斤就不错了。
接着是弹花，用小竹弓一点点把棉花弹松，过程中又会散落不少棉絮。然后是纺线，古代小农家庭用的是手摇纺车，一个妇女从早纺到晚，一天也就能纺出几两棉线，纺线时断线、断头都是常事，又会浪费一部分原料。
最后是织布，老式木织机效率不高，织布时难免出现残次布料，能用的布还要剔除破损部分。这么一圈算下来，一斤棉花从种植到织成能用的布，实际损耗能超过一半，看着种了不少棉花，真正能变成布料的少得可怜。
比原料损耗更致命的，是层层盘剥，这才是农民穿不上新衣的核心原因。从元代开始，政府就设立专门机构征收棉花、棉布作为赋税。到了明代，朱元璋强制推广种棉，规定农户有田五到十亩，必须种半亩棉花，十亩以上加倍，种不出、交不够就会被处罚。
农民种出棉花、织出棉布，首先要满足官府的赋税要求，每年要按定额上交棉布，不交就折算成粮食或银两，价格还由官府定，往往被压得很低。
除了官方赋税，还有地主的地租、高利贷的盘剥。自耕农还好，佃农要把一半甚至更多的棉花、棉布交给地主，遇到灾年，收成锐减，可赋税地租一分不少，农民只能把好不容易织出的布拿去抵债、交税，自己根本留不下多少。
再加上商人低价收购小农的布匹，转手高价卖出，层层差价都被中间商赚走，农民忙活一年，手里的布少得可怜。
了解了损耗和盘剥，再看古代农民穿衣的窘迫日常，就一点也不奇怪了。棉花普及前，普通人冬天穿的是填充碎麻、芦花的粗布衣，保暖性差，还容易破损。
棉花普及后，情况稍有好转，但农民依然穿不上新衣。大多数农民的衣服都是粗棉布制成，颜色只能是青、黑等深色，耐脏又便宜。
一件衣服做成后，会一直穿到不能再穿，破了就用旧布打补丁，补丁摞补丁是常态，一件衣服穿十几年、几十年很常见，父辈穿完子辈穿，子辈穿完孙辈继续穿，代代相传。
冬天是最难熬的时候，很多农民没有厚棉衣，只能在单衣里塞干稻草、旧棉絮保暖，又扎又不挡风。遇到寒冬，北方不少穷人冻得缩在炕上不敢出门。
不过也要客观区分特殊情况，并非所有古代农民都穿得破破烂烂。明清时期江南部分地区，棉纺织业发达，少数勤劳且有几分薄田的农户，能靠织布积攒下少量布匹，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时，能穿上一件半新的衣服。
还有一些自耕农，没有地主盘剥，赋税负担较轻，日子会稍好一些，能偶尔做件新衣。但这些只是少数情况，绝大多数普通农民，尤其是佃农和贫农，一辈子都很难穿上一件完整的新衣。
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，古人也摸索出了不少 “穿衣智慧”。为了延长衣服寿命，农民做衣服时会把布料裁得宽大些，方便日后接边、打补丁。
衣服破了，会用同色或深色旧布缝补，实在没法补了，就把完好的布块拆下来，拼接成小布片，留着补其他衣服。
还有人会把旧棉衣拆了，把里面没板结的棉絮重新弹松，再做成薄棉衣，反复利用。棉花不够时，还会混合麻纤维、芦花等一起纺织，勉强做成粗布，凑合用着。
说到底，古代农民不是不会种棉织布，也不是不够勤劳，而是在落后的生产条件和严苛的封建剥削下，他们的劳动成果被层层拿走，根本留不下足够的布料做新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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